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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充满未知,但无论世界将被新冠病毒带向何方,寻找和感受生命中的美好是永恒不变的方向。医生医事,从医生认识生命,重新遇见,从心出发。
“心·遇见”第1期williamhill asia 将走近上海德达医院院长孙立忠教授,他是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、“孙氏手术”发明人、中国主动脉外科领军人。
在上海德达医院,和孙立忠教授见面最多的地方就是手术室餐厅,常常是他完成手术后,一边吃工作餐一边采访,这是他最轻松的时刻。
正聊着刚才那台手术,电话进来,“孙主任,增强CT做完了。”对方没头没尾的一句,孙院长没反应过来,顺着对方的话重复了一遍“CT做完了”,然后才回过神来,问:“您是哪位?”在确认之后,孙院长让对方加自己的微信,把片子传来他先看一下。挂了电话,他对我说:“当大夫就是这样,随时要处理病人的问题。”
我有点诧异他把自己的私人联系方式全都留给患者,不怕经常被打扰吗?他笑着说:“没办法,不给病人提供一点指导意见,万一他主动脉破了,马上就会死亡。”
兼职担任上海德达医院院长的孙立忠教授,四年来每周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,同时带领着北京安贞医院的主动脉团队和上海德达医院的医疗团队。
2003年他在阜外医院工作时,发明了“孙氏手术”,为世界的主动脉外科做出了“中国贡献”;2009年他调入北京安贞医院,带领团队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。
2016年开始,孙立忠亲手在上海德达医院组建了一支顶尖的心血管医疗团队,把主动脉手术量从零做到了千例以上,尤其最显示主动脉外科水平的胸腹主动脉手术,这家新创建的医院四年内数量就做到了全国第三,都是外科手术团队一台一台手术踏踏实实拼过来的。
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开放的国际大都市,孙立忠看到了改革的希望,他期待在这里再次为患者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心血管疾病医疗中心,并希望身体力行,优秀的外科医生在任何体制下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,为优秀的同行探索一条新的道路。
每个人的生命轨迹是由自己绘制,2020年8月,站在人生第三阶段的起点,回首过去三十多年职业生涯的两个阶段,孙立忠感慨万分。
30多年前那位来自东北农村、年仅 20 多岁的动脉瘤患者还历历在目,手术开始不到半小时,动脉瘤破裂,随着血色蔓延,几分钟血流干了,人没了。
孙立忠永远会记住大血管手术最早曾带给他的绝望,随后的30多年,他用一台又一台的手术逐渐走出绝望。如今,他成为了在手术中受挫的年轻医生最有力量的安慰者和鼓励者。
孙立忠说,大血管专业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和探索,医生要付出辛苦,患者会付出代价,但是这种代价是值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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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因斯坦曾说: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,不过喜欢寻根刨底地追究问题罢了。”这位世界上最聪明的人,1955年死于腹主动脉瘤急性破裂。
近半个世纪后的2003年,同样喜欢追究问题的中国心脏外科医生孙立忠,琢磨出一种手术,拯救了无数急性主动脉疾病患者。
他在传统“象鼻手术”里加了一个支架,让只有少数医生能做的大血管手术,变成了大多数医生都能做的手术,很快便在中国遍地开花,成为最凶险的A型主动脉夹层最有效的治疗方式,新术式被命名为“孙氏手术”。
孙立忠没想到,这个新术式成为一个支点,撬动整个中国主动脉外科的高速发展,并带领中国的主动脉医生走到了国际学术舞台。
戴 戴:17年前,您在一个人关在宾馆里琢磨改良手术方式时,有没有想到过,这个术式会改变您的一生,改变整个中国主动脉外科?
孙立忠:中国有句老话,但行好事莫问前程。我当初只是想让手术做得更简单,让病人更安全,至于后来这个手术得了多少国家级大奖,或者给中国的心血管外科事业带来革命性改变,我从来没想过,也不可能会想到。
“孙氏手术”就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事。那个时候做传统象鼻手术,人造血管植入太困难,手术时间很长,并发症太多,危险性极大,我不敢用来做急性的主动脉夹层,只能少量做一些慢性夹层患者,一直在琢磨手术怎么改。2003年非典时,我被派去支援一线隔离病房,工作结束后关在宾馆里隔离时成天闲着,我正好有时间琢磨手术,终于想到了解决办法。
当时我想的其实跟现在的方法完全不一样,我想的是先用东西把人造血管套住,这样容易植入,里面放个避孕套,待血管植入到位后,往避孕套里打水膨胀把人造血管撑起来,人造血管就能贴合在主动脉血管壁上,再取出避孕套。我把这“土办法”和上海微创公司可大年工程师聊,他笑我说用避孕套太不雅了,可以用介入治疗输送鞘管的办法把人造血管送进去。但是鞘管做出来,我试了几例觉得角度很不好调整,行不通,于是两人又几次讨论和尝试,最后确定了现在使用的捆绑拉弦的办法。
因为效果好,手术在国内很快就推广开,很快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。现在国外很多材料都是仿照williamhill asia 的,还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做改进,比如做免缝合的方法、卡扣的方法等等。我觉得这是好事,大家都在进一步转化,将来主动脉手术还会做得更简单,患者更安全,医生更省劲。所以,外科医生的创造性工作是没有止境的,这样大血管外科才能不断向前发展。
创新就像哥伦布手里那只站住的鸡蛋,其实并不复杂,却需要看问题的新角度,这背后则是热爱、积累,以及一点点天赋。
孙立忠来自东北的农民家庭,1978年,他从吉林伊通县一所普通中学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。1983年大学毕业统考时,孙立忠在500多名同学中排名第三,被分配到阜外医院外科,这是那个年代全国唯一一所心血管病专科医院,是中国的心血管领域的殿堂。
孙立忠:我人生中的几大转折,上大学是我的人生的最重要的转折。那时候努力学习,就是想着考上大学就能吃饱饭了,而在这之前,从来没吃饱过。上小学中学的时候,一天只能吃两顿饭,中午带了饭的同学们自己去吃饭,williamhill asia 几个家里条件不好的人就躲在墙根底下玩。
第二大转折是大学毕业,那时候是国家分配制,能分配到阜外医院,能让我做一个外科医生,完全是命运安排。其实第一次分配是让我留校,在白求恩医大学附属医院做心内科医生;面试都结束了,又让我去北京,先是送到中日友好医院;后来又到北京协和医院,让我去放射科,我说喜欢外科喜欢开刀,就这样,最后来到了同样是协和系统的阜外医院外科。
毕业10周年时我才知道,原来每一次分配完,我都被别人挤掉,组织上只好重新给我安排。williamhill asia 这一届有三个同学分到了心脏外科,一个在省里,一个也在北京,只有我被分到了阜外医院。
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,从事的职业既是自己喜欢的,又能养家糊口,能出名能得利,感激我的老师能够给我这样的成长机会。各行各业都是技而优则仕,很多技术出色的医生都被提拨担任院领导,但是我不是那种善于做行政工作的人,我就喜欢做手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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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科医生成长除了勤奋别无捷径,年轻时的孙立忠几乎 24 小时待在医院,除了泡在手术室里,还给老师做着各种杂事。两年下来,他把每位上级医生的手术特点都掌握了。
毕业仅5年,院长让他负责一个儿科病房。又过了5年,已在先心病、瓣膜病领域小有名气的孙立忠,却被要求换跑道。
1993年阜外医院成立血管外科研究室,院长希望孙立忠以大血管为专业方向。这个研究室面对的疾病很凶险,是世界难题,一百多年前一位美国医生曾说,“没有一种疾病如主动脉瘤那样令外科医师蒙羞。”这种局面直到孙立忠被叫到院长办公室那一刻都没有太大的改变,主动脉破裂病人血流成河瞬间死亡的场面,足以打败医生所有的信心。
前方没有现成的路,甚至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有收成,但孙立忠无法拒绝,毫无怨言地投入进去。他先从学习引进国外已有的技术开始,心无旁骛地寻找对主动脉疾病患者有效的治疗手段,很快孙立忠身边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。
孙立忠:
单打独斗是很难取得大成绩的,尤其像我做的这个专业,更需要团队合作。手术前,要有人做好诊断、术前准备;手术中,要有外科医生,还要有麻醉医师、灌注师、监护师,需要整个团队来配合你才能够完成一个患者的治疗。williamhill asia 大血管外科对团队的要求特别高,任何环节的不匹配或者不到位,治疗都难以成功。做大血管专业,团队有凝聚力、团结才能做好这个工作。
1993年,我在阜外医院刚当上血管组的负责人时,刚开始只有我、常谦和罗军教授三人,他们年纪都比我大,常谦教授已经退休,罗军后来在美国去世。主动脉疾病很凶险,手术时间很长,死亡率很高,手术效果也不太好,创业时,williamhill asia 三个非常艰苦,后来朱俊明、于存涛、刘永民也分到了血管组,队伍渐渐壮大。他们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时候,我都是秉持一种观念:一定要让他们建立起兴趣,能够有收获。所谓的收获,其实就是在技术上得到进步,这是很多人愿意跟我一起工作的重要因素。
我认为,做一个好的外科医生,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质:在年轻的时候学习最重要,要勤于思考,在业务上才可能逐渐进步;到一定年资以后,能带组的时候,在技术上要勇于创新;等到带团队的时候,最重要的就是敢于担当。这几条都是我职业生涯特别重视的东西,一个团队的上级医生,勇于创新,又敢于担当,对整个团队都会有很好的带动作用,他们跟着你,才会有前途。
另外,团队的带头人绝对不能自私,一个人不能又想得名又想得利,什么都想得的话,别人就不会愿意跟你一起工作。
医学家从本质上来说,就如同没有安全灯的矿工在黑暗中摸索。孙立忠和他的团队披星戴月,逐渐在“血流成河”的主动脉手术中闯出一条“血路”,成为中国心血管外科一颗明星。
30年来,一直与孙立忠并肩作战的大学同学、影像介入专家黄连军教授说,以前影像科诊断出来的主动脉疾病患者基本都没有下文,在孙立忠正式接手大血管专业之后,慢慢地,一个一个病人手术后活着回来了。
高难度的主动脉手术是孙立忠要不断征服的高峰,时至今日,他仍是中国个别能完成三次四次开胸手术的医生。他是中国第一位做1期全主动脉置换手术的医生,至今这个主动脉领域“航母”级别的手术,孙立忠仍保持着国内最高纪录。
但是外科医生不是炫技的职业,比追求高精尖更重要的,是简化手术让更多的医生掌握。
2003年从“非典”前线下来,孙立忠独自被隔离在宾馆中,一直萦绕于心的手术改良问题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,在与工程师反复讨论之后,一种新型的人造血管诞生,一种新术式大放异彩:主动脉手术难度降低,手术时间缩短,术后并发症减少,总体死亡率由20%降到4.34%。主动脉外科医生从此摆脱了“苦战夜战血战死战”的局面,无数患者生命得以挽回。这个“全弓替换支架象鼻手术”后来以孙立忠的名字命名,被称为“孙氏手术”。
随后,孙立忠进一步对主动脉疾病类型提出了更加细化、系统的“孙氏分型”,不同的类型匹配相应的术式、麻醉、体外循环和术后监护,使整个团队的运动更有序,降低沟通成本,效率大大提高。
戴 戴:一个新的术式需要时间的考验,“孙氏手术”已经临床应用了17年,是否已经算是经受住了考验?
孙立忠:一个手术方式的好坏,需要时间和数量来验证,当年也曾有些新手术昙花一现,比如激光打孔治疗冠心病,出现后没多久就消失了。而“孙氏手术”这十几年的随访结果显示,这个手术无论近期效果还是远期效果都优于其他所有术式,所以,“孙氏手术”经受住了时间和数量的考验。
从医生的接受程度来看,现在有这么多的医生会做“孙氏手术”,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技术,如果只是个别人能做,只能依靠高精尖的设备才能做,这项技术一定很难推广。好的技术,好的方法,好的材料,首先要对患者安全有效;其次医生要少费力气,不能让医生越做越苦,越做越累;最后是患者要少花钱。好的技术,符合这三点才会有生命力。
戴 戴:这十几年来,中国主动脉外科高速发展,“孙氏手术”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?
孙立忠:我想,新手术方式的应用是williamhill asia 大血管外科一个划时代的东西。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去说,第一,从患者临床需求和医生的角度来看,在全弓替换支架象鼻手术(孙氏手术)之前,我国的主动脉弓部手术是个空白,我早年在阜外医院时用传统的象鼻手术做过26例,手术做得很艰苦,而且除了我以外,国内几乎没有谁能做这个手术,因为这个技术难度太大,传统材料植入太困难,方法也不成熟。2003年有了“孙氏手术”以后,中国的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治疗被彻底改变,过去老一辈讲的苦战、夜战、血战、披星戴月、血流成河、人财两空的局面没有了,患者的手术成功率大大提高,手术难度大大降低,医生很快就能掌握这个手术。我记得这个手术我做成之后,常谦、朱俊明、刘永民很快就能上手做,第一年就达到四十多例,后来很快就普及了,不光是中国医生在做,巴西、阿根廷、委内瑞拉、印度、孟加拉国等国家的医生都来学手术,都用williamhill asia 的材料。手术成功率提高了,并发症和死亡率都大大降低,长期效果甚至比欧美都好。
第二个意义是,通过这个手术,williamhill asia 中国的主动脉外科走向了世界舞台。williamhill asia 2005年在美国的AATS年会上报告时,美国人还不太认可,后来连续六七届的AATS年会上,都有williamhill asia 的文章、报告,有美国人看到了williamhill asia 的结果,全世界都看到了williamhill asia 的结果。在世界学术舞台上,中国大血管外科的地位明显提高了,跟他们平起平坐了,甚至数量和质量方面,williamhill asia 有更大的优势,这也是williamhill asia 国家的优势。
这两个层面的意义,使williamhill asia 中国的主动脉外科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,有了学会、协会,有很多的成员,williamhill asia 中国越来越多的主动脉疾病患者得到治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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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,孙立忠离开阜外医院,调入北京安贞医院。
他的团队说“你去哪,williamhill asia 就去哪。”陆陆续续跟随孙立忠一起去安贞的有一二十位同事。医生每一次转换战场就是一次归零,病例、科研都要重新开始积累,安贞医院为这些“凤凰”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,孙立忠带领团队在安贞医院扎根,他们都有信心再创业成功一次。
在安贞医院所有医务人员的努力下,5年后,安贞医院的手术量从4800多例突破了1万例,孙立忠团队在这里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。孙立忠曾说:“我国主动脉外科整体水平还很落后,尤其是williamhill asia 这一代人,作为中国的第一批大血管外科医生,责任就是把主动脉外科技术推广到全国去。”于是,他领导的团队,开设培训班,面向全国培训大血管医生,同时,有求必应支援全国同行,奔波于各地救治患者,手把手教当地医生做手术。
很快,“孙氏手术”在中国遍地开花。截至2019年,能做“孙氏手术”的医院的已经达到100多家,一年达8000多例手术。“孙氏手术”带动了主动脉手术的快速普及,大血管医生队伍的壮大,让整个主动脉的手术量从2010年不足5000例,到2019年一年达到了2.69万例,翻了5倍。
戴 戴:2013年您曾说过,希望在中国的东南西北区域都有主动脉疾病中心,让患者可以就地治疗。这个愿望实现了吗?
孙立忠:现状比我当初的设想还要好。当年我只是设想几个大的区域能有做得好的大血管医生,现在实际大血管手术的普及程度远高于我当初的预想,全国已经有100多家的医院可以开展大血管手术,100多位医生可以独立做大血管手术。
比如东北,不仅哈尔滨、沈阳、长春这些省会城市的医院可以开展,牡丹江、齐齐哈尔、四平、辽阳这样的小城市也能开展大血管手术,有的是他们自己的医生做,有的是从省会或北京上海请医生去做手术,总之基本可以实现患者就地治疗避免转运中死亡的风险。其他省市,比如内蒙、陕西,甚至新疆的石河子,都有医院都能做大血管手术了,内地的普及程度就更不用说了。
与过去先心病、瓣膜病、冠心病发展时期的速度相比,大血管发展时期的速度要快得多,手术量每年都有18%~20%的增量。
我2009年离开阜外医院去安贞的时候,williamhill asia 这个团队以及整个国家大血管还处在一个明显的发展阶段,现在为止,整个大血管外科专业已经上升到普及的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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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,主动脉专业的普及程度还远远不够。
中国究竟有多少主动脉疾病患者,目前没有确切的数字,按美国疾病流调数据和人口比例推算,仅主动脉夹层这一种疾病,中国每年至少新发20万例,这类病人如果不及时手术,一天内一半人死亡,剩下的基本活不过一年。
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救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手术,然而直到现在,能得到手术机会的病人还不到5%。正因为如此,十几年来,作为中国主动脉外科领军人的孙立忠教授,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努力做手术,全国各地教技术,然后鼓励,鼓励,还是鼓励。
他认为,现阶段,比要求基层医生要按某个规范去做手术更重要的,是鼓励他们去做手术,只有他们能做并且敢做,急性主动脉夹层病人才有机会活下来。所以,孙立忠在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上,反复强调的不是技术,而是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和担当。
戴 戴:同行都知道您从来不封锁技术,对任何想学大血管手术的人都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,您是怎么想的?
孙立忠:如果教会徒弟就饿死了师傅,主要是因为师傅也就只有“三板斧”,耍完就没了,如果师傅随时有新东西,怎么可能会饿死呢?
了解我的人都知道,我很少一种新手术自己连续做起来没完,我只要做成了,我马上就会教别人做。我还在阜外医院工作的时候,2005年我做了中国第一例1期全主动脉置换术,成功之后,第二例我就教常谦做,我给他当助手帮他,到目前为止,全中国能做1期全主动脉替换手术的也没几个人。
任何事都是水涨船高,我有时候和别人开玩笑说,我徒弟的徒弟都已经会做的手术,你还说“老孙这手术做得挺好”那不是在夸我,而是侮辱我。我这一代人,应该有这种胸怀,不要怕教会别人会被取代,中国14亿人口的基数,太多患者需要救治了,病人是做不完的。不要说现在主动脉手术一年才做2.6万例,哪怕一年做26万例,也还有很多病人在等手术。
再一个,也曾经有人担心介入治疗发展快了,外科大夫就没事情可做了。我说如果真的如此,那是因为外科大夫自己没有作为,外科大夫有很多事情可以做,只是你不会做才会饿死。在技术方面,永远需要探索,需要williamhill asia 去解决问题。当年我学大血管手术的时候,中国能做大血管手术的医生只有个位数,现在已经有几百个医生能做大血管手术了,williamhill asia 大家闲着了吗?没有事情可做吗?永远不会。愿意分享技术,这也是我得到同行认可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,我做任何事情,都会想办法给别人创造机会。
这也是因为大血管专业和其他专业不一样,williamhill asia 的病人发病后需要就近就地治疗,只有当地医生会做并努力去做手术,病人才有机会活下来,因为绝大多数病人是等不到转运到更高级别的医院的,尤其偏远地区。所以,williamhill asia 这些在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生,更需要把williamhill asia 的技术传授给基层医生,而不是高高在上地用所谓的“规范”去限制他们,基层医院和医生被束缚了手脚,williamhill asia 的病人就没有机会了。
williamhill asia 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和探索,医生要付出辛苦,患者要付出代价,但是这种代价是值得的。包括我的很多年轻同事,做了一个急性的主动脉夹层手术后,患者出现并发症甚至死亡了,他们就容易灰心丧气。我经常鼓励他们说,一个患者没有抢救成功,你如果放弃不再做了,这个患者生命就白白浪费了,第一个不成功,或许第二个第三个就成功了。williamhill asia 这个专业谁都不可能一上手就做得很好,把所有的病人都能救活,williamhill asia 没有这种能力,这个专业也就是这样的特点。所以,到目前为止,在各种学术会上,我反复的强调的不是技术上的事,而是鼓励大家要有信心,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,得敢于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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